北京孔庙祭孔释奠及其文化意蕴
常会营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
北京东城区有一条历史悠久的文化名街，名曰“国子监街”，又名“成贤街”，它是北京惟一一条东西四牌坊的古老街道，在2009年它荣获“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首。在国子监街的北侧正中，便是跨越元明清三代有着700余年历史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帝祭孔的重要场所。中国祭孔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从先师孔子去世之后，便已经开始，历经各朝各代，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而元明清三代皇帝及遣官之祭孔，大都是在北京孔庙举行。祭孔有三种形式，一为释奠礼，二为释菜礼，三为释褐礼，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每年仲春仲秋上丁日的释奠礼。北京孔庙的祭孔文化其实是北京坛庙文化的一部分，在北京向着世界城市大踏步迈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研究和复兴北京古老、悠久和灿烂的坛庙文化包括祭孔文化，这应该是也必将是北京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祭孔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祭孔文化的历史渊源
古代祭孔，通常要行释奠仪。所谓释奠仪，是指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释、奠都有陈设、呈献的意思，指的是在祭祀典仪中，陈设音乐、舞蹈，呈献牲、帛、酒等祭品，对孔子表示崇敬之意。释奠仪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根据《礼记·王制》: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孙希旦《礼记集解》：
郑氏曰：禡，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受成於学。定兵谋也。愚谓禡，《周礼·肆师》作“貉”，郑注云：“祭造军法者。其神盖蚩尤，或曰皇帝。”受命于祖，告于大祖之庙而卜之也。受成于学，在大学之中定其谋也。卜吉然后定谋，谋定然后行类、宜、造之祭，而奉社主与迁庙主以行也。
《释文》：训，本又作“谇”，音信。馘，首获反。郑注：馘，或为“国”。 释奠，设荐馔而酌奠，不迎尸也。训，所生获当问讯者。馘，杀之而割取其左耳者。出师之时，受成于学，故有功而反，则释奠于先圣先师而告之以克敌之事也。凡告祭轻者释币，重者释奠。
根据郑氏（郑玄）的注解，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天子将要出征的时候，要以此事告上帝，需要祭天，同时还要告自己的祖先，师祭于所征之地。因为受命于祖，兵谋成于太学。出征俘虏有罪之人，返回来要释奠于太学，以所生获及断耳者告祭先圣先师。而根据孙希旦的注解，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礼仪的顺序应该是先在太祖之庙占卜吉凶，然后再去太学之中定兵谋，谋定之后行类天、宜社、造祢之礼，而奉社主与迁庙主以行。正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 ，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因为出师之时，兵谋成于太学，所以有功而返，则释奠于先圣先师而告之以克敌之事。一般告祭，地位轻微者释币，重要的则用释奠。通过孙希旦注解，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夫释奠与天子诸侯释奠之差别：大夫释奠，需要荐脯、醢、陈觞酒，席于阼阶，荐脯醢，三献。天子诸侯释奠，则有牲牢，有乐舞。《曾子问》曰：“凡告用牲币，反亦如之。”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中矗立有多座清帝征伐平叛获胜归来所立的告成太学碑（地方庙学中亦刊立）。这些石碑，一方面固然有对士子宣谕圣功、夸示勋德之目的，但无疑更根本上是秉承《礼记·王制》上所载的这一释奠礼仪。
另据《礼记·文王世子》：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
……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由此可知，释奠仪这一仪式早在周朝已经产生了。那时的学校，春、秋、冬都要释奠于先师。根据孔颖达《礼记正义》：
凡学者，谓《礼》、《乐》、《诗》、《书》之学，於春夏之时，所教之官各释奠於其先师。秋冬之时，所教之官亦各释奠於其先师，故云“秋冬亦如之”。犹若教《书》之官，春时於虞庠之中释奠於先代明《书》之师，四时皆然。教礼之官，秋时於瞽宗之中释奠於其先代明《礼》之师，如此之类是也。
但实际上，一般来说释奠有五，即春、秋、冬三次，再加上军队远征归来释奠先师，以及国家开始立学时释奠先师。释菜则有二，即国家开始立学时，以及仲春上丁日。后来释菜礼主要是每月初一举行释菜，十五则上香。
郑玄注“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也就是说，所谓释奠，是指向先师之位陈设祭奠的饭食、酒品等。释奠之所以没有尸主，是因为主要是为了向先师行礼，而非报答其功德。凡是天子使诸侯国立学的，一定要先释奠于先圣先师。等到行礼之时，一定以奠币。这就是天子命诸侯兴教化、立学官。所祭奠的先圣，如周公与孔子。
此外，凡是释奠，一定会有所合，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与邻国所祭之人相合的。国家没有先圣先师的，所释奠者应当与邻国相合。国有先师先圣先师的则非如此。譬如唐虞有夔龙、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是国故有此人，则不与邻国合祭也（另释奠还有合乐，大合乐一定以养老为终。大合乐，谓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后来，由于孔子生前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很高，影响极为深远，所以释奠的对象逐渐以孔子为主。
二、北京孔庙祭孔释奠之历史沿革
一般而言，祭孔释奠是从春秋孔子去世之后第二年（前178年）便肇始，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至今都非常重视的祭孔礼仪，考察其在不同朝代的延续、更替，对于研究孔庙礼仪沿革，对于孔学、儒学以至传统文化的发扬，对于坛庙文化的研究和复兴，对于城市文化文明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下面我们主要通过对元明清三代及民国至今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所举行的系列祭孔释奠活动及礼仪规制，来对祭孔释奠做一详细考察研究。
（一）元明清之亲诣释奠
查阅《钦定国子监志》，我们可以看到，祭孔释奠又分为皇帝亲诣释奠与遣官释奠两种。所谓亲诣释奠，是指皇帝亲自参加祭祀孔子的典礼，亲自参与释奠，以示对至圣先师孔子的尊敬和优渥，以及对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褒奖和推崇。在传统的帝制社会，皇帝是一国之君，号称九五之尊，如果皇帝能够亲自诣孔庙行释奠仪祭祀孔子，那真是对于孔子及其家族无上的殊荣。而且，通过皇帝的率先垂范，尊孔重儒、尊师重教之风必然靡及天下。那么在元明清三代，都有哪些皇帝曾亲自参与过释奠孔子呢？
根据《钦定国子监志》的记载，元明清三代特别是明清皇帝对于祭孔释奠是非常重视的。从明成祖永乐帝到崇祯帝，从顺治帝到光绪帝，几乎每位皇帝都曾去孔庙（乾隆三十三年前称先师庙）参加过释奠。明代十一位皇帝曾参加过祭孔释奠，几乎人均一次，嘉靖帝二次。清代顺治帝二次，康熙帝一次，雍正帝四次（不包括两次国子监告祭），乾隆帝十次（最多，不包括辟雍工成诣先师庙行上香礼一次），嘉庆帝五次（次多），道光帝三次，光绪帝三次。如此多的皇帝参与祭孔释奠，足以看出元明清三代对先师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之重视和推崇。根据《钦定国子监志》上的记载，元明清三代一共有十八位皇帝参与过祭孔释奠，释奠次数达到四十次之多。无论在释奠等级、释奠规模，还是在释奠次数上，都远远超逾前代。根据现有史料，单就释奠皇帝人数来说，明代为最多，除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之外，几乎每位皇帝都曾参与过祭孔释奠，清代次之，元代最少。而单就释奠次数来说，清代为最多，无论总数还是个人参与次数都位列第一，其中尤以乾隆帝为最多，其十次释奠的记录更是空前绝后，令其他皇帝难以望其项背。嘉庆帝以五次位列次席，雍正帝以四次跻身三甲。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元明清三代亲诣释奠仪的历史变革。由于元代亲诣释奠史料匮乏（主要应是遣官释奠），所以我们主要考察亲诣释奠仪在明清的历史沿革。
永乐四年春三月辛卯，释奠于先师。曰:“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明太学志》）
成化元年春三月丁巳，释奠于先师孔子。（《明史?宪宗纪》）【谨案：《明史?本纪》凡言“释奠”，皆“视学”。又案：《礼志》：成化前视学之祭，不设牲，不奏乐，至是始用牲、乐，且命衍圣公分献、赐服、与宴、并及三代后裔。】
弘治元年春三月甲申，释奠于先师孔子，诏定先期致斋一日，奠加币，释奠于先师孔子，遂视学。（《明太学志》）
雍正四年秋八月丁亥，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特命以尚书四人，分献四配；以侍郎四人，分献十一哲、东西庑。凡进帛爵于先师，皆行跪献礼。谕礼部：太常寺《仪注》内阁：献帛进酒，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实有不安。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
雍正十一年春二月丁巳，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上香礼。谕礼部：朕诣文庙行礼，应亲自上香。嗣后如何上香之处，尔部会同大学士议奏。嗣礼部等会议：迎神后，行三上香礼。谕礼部：嗣后亲诣行礼，于香案前行三上香礼。
乾隆三年春二月丁酉，圣庙易用黄瓦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献礼。……又，谕内阁：本年春祭文庙，朕降旨亲诣行礼。查文庙春、秋二祭，旧例俱是遣官。我皇考尊师重道，始定亲祭之礼，间年举行，乃从前所未有者。今览太常寺奏进《仪注》，朕躬献爵一次，其亚献、三献之爵，预先陈设香案上。朕思既行亲祭，仍当从三献之仪。著太常寺另缮《仪注》进呈。
另据《清史稿·德宗本纪二》：（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丁酉，释奠于先师。
光绪三十二年（西元1906年）丙午十一月戊申，诏升孔子为大祀，所司议典礼以闻。西太后赞颂孔子“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将孔庙祭祀规格由中祀升为大祀，拟将孔庙全部改为黄瓦，后因“物力维艰、良材难得，若从新工程改造，巩固恐不及前，不如择要修理，以示尊崇”（《孔府档案》5011卷）。中祭用六佾，大祭则用八佾。据韩国赵骏河先生考察：“文庙的房顶使用黄瓦，八佾舞中又加进了武舞，释奠当中帝王亲身前行，行三跪九拜之礼，上香及祭奠帛和爵时，都是跪坐着进行的，并且三献皆由帝王亲行，文庙也开始实施九楹·三阶·五陛制度。”
以上便是亲诣释奠仪在元明清的历史沿革情况（主要是明清）。明永乐四年春三月辛卯，一向以凶悍残忍著称的永乐帝释奠先师孔子时却明确规定：释奠仪礼不可简慢，释奠必须服皮弁，要行四拜礼（据考，四拜礼应始自明太祖朱元璋）。自成化之后，皇帝视学释奠开始用牲、乐，而且命令衍圣公分献、赐服、与宴，并及于其三代后裔。弘治元年春三月甲申，弘治帝释奠孔子规定，必须先期致斋一日，释奠须加币。清雍正四年秋八月丁亥，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规定凡进帛爵于先师，皆行跪献礼，并规定以后皇帝释奠时，亦应行跪献礼。雍正十一年春二月丁巳，雍正帝亲诣先师庙释奠，规定今后亲诣行礼，必须于迎神后，在香案前行三上香礼。乾隆三年春二月丁酉，乾隆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献礼，并按照雍正帝所定亲祭之礼，间年举行。光绪三十二年（西元1906年）丙午十一月戊申，诏升孔子为大祀，所司议典礼以闻。
（二）元明清之遣官释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元明清三代的遣官释奠仪。所谓遣官释奠仪，顾名思义，便不是皇帝本人亲自参加祭孔释奠，而是改派大臣去参加祭孔释奠，以表达自己对先师孔子的敬重以及对于儒家文化的推崇。
据《钦定国子监志》所载：
元释奠仪，亦因唐、宋之旧而加详。其奠币、酌献，各先行三上香，则所新增者。奠币后进俎，而后酌献，此则参用唐礼而与宋异。唐无分献，宋则亚献将升，引分奠官行礼。兹则竢终献将升，始引分献行礼，又其稍异。唐初献行礼毕，即饮福、受胙。亚、终献行礼毕，各饮福而不受胙。宋则三献行礼毕，初献复升，饮福、受胙。亚、终献无之。兹独未详饮福、受胙之仪，其亦仍宋之旧与？至于省牲之告充、腯，各官之点视陈设等礼数则同，而文有繁简焉耳。
由此可以看出，元代遣官释奠仪实际上是在继承唐、宋释奠仪基础上增加和完善而成的。所继承者，如省牲之告充、腯，各官点视陈设等，礼数与唐、宋相同，只是文字有繁简而已。奠币之后进俎，而后酌献，这是参用唐释奠仪（与宋代相异）。唐朝无分献礼，宋代亚献将升阶，引分奠官行礼。元代是等到终献将升阶的时候，才开始引分献官行礼。因此，元代分献礼实际上是继承宋代而来，同时又与宋代有所差异。唐初献行礼毕，就饮福、受胙。亚、终献行礼毕，各自饮福而不受胙。宋代则是三献行礼毕，初献复升阶，饮福、受胙。亚、终献没有。元代释奠仪唯独没有详尽饮福、受胙之礼仪，不知是否是因仍宋之旧礼。所新增加者，则是奠币、酌献以及各先行三上香礼。
明代遣官释奠于北京国子监实始于永乐元年八月，因为之前明初释奠，皆是在应天即现在南京。成化十三年闰二月丁丑，释奠初用八佾，笾豆各十二。（《春明梦馀录》）当时祭酒周洪谟奏请加孔子封号，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笾十豆，各增为十二。六佾之舞，增为八佾之舞。成化帝命礼官商议。尚书邹幹说：“洪武中新建南京太学，止用神主，不设塑像。今北监所有塑像，皆因元旧，而笾豆、佾舞之数，则祖宗斟酌，已有定式，俱当仍旧。”九月，洪谟又进言，成化帝听从了。
嘉靖九年，嘉靖帝听从了大学士张璁的建言，并经议臣商议，不但改孔子塑像为木主，而且将四配、十哲之塑像统统改为木主。同年，嘉靖帝听从大学士张璁所言，厘正祀典，更定先师庙笾豆、乐舞之数。十年，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嘉靖帝从尚书李时所言，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笾、豆、牲、帛视四配；东、西配位视十哲；从祀先儒视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二十二年，定孔庙陪祭之制。自是六品以下官，皆先日谒庙，免陪祀。
清崇德元年，太宗文皇帝遣官致奠先师。五年，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行释奠礼。顺治二年，定春、秋丁祭，遣大学士一人行礼，翰林官二员分献，国子监监丞、博士分献两庑，祭酒祀启圣公于后殿，均以先贤、先儒配饗从祀。遇有他事，改次丁或下丁日。四年，定致祭先师孔子，遣满官赞礼，祝词兼用满文。康熙二十三年，祭酒王士祯等请定先师祀典乐舞、笾豆，酌用成化、弘治年间仪。（注：释奠用八佾，笾豆各十二。）二十五年，令春、秋释奠，武官二品以上，并入陪祭。二十六年，令春、秋释奠，国子监用笾十、豆十，舞用六佾。四十九年，谕大学士等：“嗣后祭先师孔子时，令武臣与文臣一体行礼，于理甚合。著照马见伯所请行。”
雍正九年，增释奠上香礼。乾隆元年，令祭文庙前一日陈设，饬太常寺如群庙仪治之。祭毕交国子监分胙。十一年，增崇圣祠配位分献官二员。其陈设四案，增帛二、爵六。十八年，从礼部奏言：两庑位次皆东西向，先贤、先儒南北分列。向于中间空处涉案，分献官各一人奠献，于礼未协。应请两庑各用分献官二人，增香帛一案，就位行礼，以严昭格。至十二哲、两庑、向皆于各位前预奠一爵，其分献官行三献礼，则统奠三爵于香案，以太常寺执事人不充数故也。嗣后丁祭，十二哲、两庑三献，请均令肄业诸生奉爵。令东、西分献翰林官各奠三爵，两庑分献国子监官各统奠三爵。又从《会典》馆奏言：两序、两庑以国子生执事，而殿内正位、配位及崇圣祠殿、庑仍用乐舞生，揆诸典礼，实有未协。请嗣后遣官释奠，司香、司帛、司爵，大成殿正位、配位用国子官，两序、两庑及崇圣祠殿、庑，均以国子生充。赐福胙、受福胙，各用国子生二人。五十二年，谕内阁：相沿一揖之礼，本不可行，嗣后著于仪注内改正，以昭诚敬。（注：至此去一揖之礼。此一揖之礼，俱在上香、献爵、饮福、受胙之后.）嘉庆七年，宣谕：嗣后大祀、中祀，如适遇忌辰，当以祀典为重，不必改祭祀日期，以昭虔肃。（注：至此，以前所行之释奠遇先皇帝忌辰则改日祭祀之礼废止。）
以上便是遣官释奠仪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沿革情况。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遣官释奠仪基本上是沿用唐、宋旧礼基础上增加和完善而成。所新增加者，则是奠币、酌献以及各先行三上香礼。明清之遣官释奠亦是在元代释奠之基础上损益而成。
此外，由于后来在祭孔时，又有孔子弟子及其他儒者配享，所以祭孔时，也同时祭祀这些配享者。唐开元八年（西元720年），以“十哲”从祀，所定十哲是闵损、冉雍、言偃、曾参、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端木赐。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位居十哲之后，乾隆三年(1738年)升有若为十二哲之一，居颛孙师之后、朱熹之前。自唐迄清，京师及府州县孔庙每年春秋二季仲月上丁日均举行“释奠”祀仪。其祭祀范围逐步扩大到历代诸贤。祭祀孔子的礼仪称正献礼，祭祀配享者的礼仪称分献礼。
（三）民国至现代祭孔释奠
从元明清三朝到民国初，中央政府每年都在北京的孔庙举办“祭孔”典礼。即便是被尊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反封建和批孔主将的鲁迅，作为中华民国教育部佥事，先后有12年（西元1913年-1924年）曾参与操办“祭孔”活动，赴孔庙演礼，达20次之多。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到达孔庙，身着四团花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七点半礼毕回府。这也是为其“称帝”作舆论准备。另据《东方杂志》十三卷四号，1915年3月17日，袁世凯又特别关照举行祀孔典礼，派国务卿徐世昌赴京师孔庙恭代行礼。同年9月13日，复派徐世昌到京师孔庙代行秋丁祀孔礼。袁世凯假借祭孔之名，行其称帝之实，这与王莽篡汉称帝所用复古尊孔之手段如出一辙，且使得时人尤其是激进知识分子对于先师孔子之印象亦一落千丈。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祭孔活动实际上是一直在延续的，其时间亦同此前一样是春秋丁祭。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文革期间），尽管国家一直沿循着每年祭孔的典仪，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此不以为然。这里有必要指出一点，民国期间，尽管北京孔庙是国家祭孔的重要场所，但曲阜孔庙有时也要承担国祭的职能。
北平沦陷后，华北伪政权每年仲春和仲秋上旬丁日，在北平孔庙祭孔两次。自1938年3月6日首次春丁祭孔到1945年3月最后一次春丁祭孔，共举行15次大规模祭孔典礼，主祭官、承祭官均由伪政权头面人物充任。1940年3月，伪临时政府定于15日在北平孔庙举行庚辰春丁祭孔。照例祭孔所用的牲只，免征捐税、屠宰税、以重祀典，乐舞仍由舞乐传习所的学生表演，大成殿由伪临时政府内政部总长王揖唐主祭，崇圣祠由伪北京市特别市长余晋龢主祭，规定执事人员必须清晨4点前在孔庙持敬门集合，各机关的陪祭官2至4人，则一律身着蓝袍青马褂，5时在孔庙准时举行庚辰春丁祭孔典礼，祭孔礼仪分为迎神（乐奏昭和之章）、初献（乐奏雍和之章）、亚献（乐奏熙和之章）、终献（乐奏渊和之章）、撤馔（乐奏昌和之章）、送神（乐奏德和之章）六部分。
正如武俊玲在《日伪时期北平孔庙祭孔活动述议》中所评价的那样：
“不可否认，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度，在日本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尊崇也是事实。但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入侵中国，在被侵略被奴役的中国大地上，再唱尊孔，再搞什么祭孔大典，其目显然已不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什么尊崇了！而更主要地是为从思想文化上彻底征服中国人，宣扬、推行殖民文化，进而为其全面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服务！”
由政府出面在孔庙举行的祭孔典礼，目前只有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台北孔庙。内地如曲阜、北京等地孔庙，虽然每年也举行祭孔典礼，但它属于一种民间的文化活动（今亦在起变化，如山东省市政府领导亦出面主祭）。台北市市政府每年均举行规模宏大的祭孔典礼。由当地地方行政长官亲自主礼，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祭孔典礼的程序，颇有参考价值。
国民政府停止了传统的释奠祭祀，改为新式的祭孔典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祭孔典礼也没有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观。1984年以来，曲阜市每年都举办一次纪念孔子的活动。后来，又创立了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孔庙自1989年以来，也经常举行祭孔大典，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1999年左右。现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馆长李超英，包括几位老同志如王贵金、魏黎瑾等，都曾经参加过当年的祭孔大典。他们说北京孔庙祭孔有“逢九必祭”的习俗。不过，当年的祭孔大典还是民间性的，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1999年9月11日，据“新浪网”援引“中新社”《北京孔庙祭孔，洋人领衔担纲》报道：
年年祭孔子，今年有不同。今天在北京孔庙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五十周年文化活动周祭孔乐舞表演中，有两位洋人粉墨登场，出现在祭孔乐舞的行列中，以陪祭官的身份登上国子监大成殿的祭坛。
主办次此活动的首都博物馆负责人、北京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超英称，这是一百多年来首次有外国人担任祭祀司礼的祭孔典礼。
当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孔子第七十七代后裔孔德懋女士宣布祭孔典礼开始后，祭祀活动便按清朝乾隆年间制定的仪轨有序进行。
伴随着典雅悠扬的钟声鼓乐，从红墙黄瓦，古柏青青的大成殿院内两侧走出了两队身着清代官服的“舞生”和“乐生 ”。他们手执舞具、乐器，分列祭坛两边。主祭官率四名陪祭官缓步来到供奉太牢的桌案前顶礼膜拜，尔后行“进香、奠帛、献爵、读祝”之礼。
2002年9月28日，北京孔庙为纪念孔子诞辰2553周年暨北京孔庙建成七百周年，举办了祭孔乐舞表演，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观摩。
自2008年第一届海峡两岸联合祭孔活动开展以来，联合祭孔活动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2010年，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台办、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安定门街道办，将第三届两岸师生联合祭孔大典的主办地设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北京孔庙，馆长吴志友），这一举措可谓意义非凡。从此，北京孔庙祭孔不止是民间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政府行为。
9月28日，“第三届中华文化快车——两岸师生联合祭孔大典”在北京孔庙隆重举行。北京师生曾于2008年和2009年两次到新竹参加“两岸师生联合祭孔大典”。 参加祭孔大典的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饶颖奇表示，孔子的论证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准则。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加强两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才是推动两岸发展的动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丹做了专题发言。她说：“今天是孔子2561年的寿诞，我们相聚在孔庙的阳光之下。我想两岸的师生济济一堂，这是一个起点，这是我们心中一次庄严的事迹。正如刚才主席所说，两岸文化是同宗同源的。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充分发达的时代，很多文明的起点需要我们重新追溯回去，特别是我们血液中共同的文化基因，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大时代去唤醒。”知名学者和专家周桂钿、彭林、阎崇年、赵玲玲等也都作为特邀嘉宾参加。
2010年北京孔庙祭孔主要按照明代嘉靖释奠礼，同时也参照曲阜、台北孔庙的祭孔仪程，共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送神、送神几部分，由于时间关系，释奠仪程有所简略，但基本按照以上六项来进行。释奠仪式结束后，还特地安排了两岸师生步入大成殿向先师孔子行礼仪式，这也是此次祭孔一大特色。之后每年的秋季祭孔，基本上按照2010年释奠仪程进行。
三、祭孔释奠之文化意蕴
（一）尊重历史、接续文化
从周代释奠先圣先师，到汉代普遍释奠孔子，东汉时期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三国齐王芳正始时释奠礼停祀周公，专祭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享。自此，整个六朝释奠均只祭孔子。其后，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唐高宗永徽中，曾短暂恢复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很快就停周公祀，只祀孔子为先圣，以孔门弟子和儒学经师配享。唐贞观四年（西元630年），“诏州县皆立孔子庙”（《阙里文献考》卷四）。唐高宗时，又敕“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从此，“孔子之庙遍天下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也就是说，经过了一番释奠周公、孔子的反复之后，唐贞观年间开始才真正确立了孔子的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周公则从此湮没无闻。
之后，宋元明清诸朝代及民国至今都将释奠孔子之礼仪延续贯彻下来。而且，通过对孔子的封号如宋代的“至圣文宣王”，到元代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到明代及清代的“至圣先师”，可以看出宋元明清的皇帝对孔子之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其间又有反复，如嘉靖帝废黜孔子封号谥号，仅保留“至圣先师”，顺治帝时又加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改“至圣先师”。其尊奉规格亦有反复，主要在六佾与八佾、笾豆为十与十二之间）。
古代祭孔释奠，其中自然有维持其政治教化与君主统治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亦不能不看出，孔子凭藉其个人魅力和道德博学已经成为后代所尊奉的历史楷模，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在传统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推崇，特别是其“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的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其所主张的“礼乐并行”的为政方略亦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平。祭孔释奠正是对孔子为中华文明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的肯定、认可和礼赞。作为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将祭孔释奠这份沉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接续下来。
（二）敬仰先贤、凝聚华族
随着中央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逐步认同，国内各省份相继举办公祭伏羲、黄帝、舜帝、孔子等大型庆典。通过这一公祭形式，表达了人们对先祖、圣贤、先儒的敬仰之情。同时，公祭活动也已经成为吸引海外华人向心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作为公祭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孔（也称释奠礼）活动受到了人们的瞩目。2005年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在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儒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国家旅游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本次活动以山东曲阜孔庙祭孔为主播现场。祭孔祀典的内容包括公祭、家祭、翎子乐舞等表演。其中艺乐舞包括迎宾曲及礼、乐、射、御、书、数六部分。祭孔仪式也在全球十多个城市联合举行，因此也备受海内外关注。本届国际孔子文化节突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文明和谐社会、促进开放创新发展”这一主题。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参与主办，并派员参加，也印证和提升了孔子文化节作为国际性大节的品牌地位和影响力。全球祭孔活动以曲阜孔庙为主会场，上海、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香港、台北等地孔庙也设同祭点，同时韩国汉城、日本足利、新加坡韭菜芭、美国旧金山、德国科隆等地为海外同祭点，可谓盛况空前。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全球孔庙联合祭孔大典。
（三）泽被亚洲、和谐世界
“孔子是中国的王牌”。曲阜孔子文化学院的骆承烈教授如此评价2005全球祭孔。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全球范围的祭孔，是一次对世界人民肯定孔子思想价值的行为。从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全球已经建成了26所孔子学院（笔者注：至今已有500余所），报名者络绎不绝。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称此为“儒家思想的自然传播”。他说，认真研读《论语》和经书里的孔子思想，可以发现很多普遍适用的、永恒的智慧与价值，对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团体与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启发作用。如孔子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仁者爱人”、“和为贵”等思想，不但主导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铸造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所祭的孔子不再是封建帝王树立和塑造出来的孔子，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中的孔子，一个聪明、风趣、生动的孔子，我们吸收他的智慧，是为了“古为今用”、“打通古今中西之争”。
孔子在韩国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韩国不仅拥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而且在20多所大学里还设有专门研究儒教的学科。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法国作家伏尔泰曾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世界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膜拜。德国人卫礼贤在精通儒家文化之后这样教导他的学生：“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 美国人从19世纪开始认识儒学。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到今天，海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有孔庙1300余座，许多孔庙在孔子诞辰日都举行祭孔活动。韩国祭孔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今年仍按照中国古代礼制，身着汉服举行释典大祭，礼制严谨完备。美国旧金山湾区齐鲁会馆在1982年孔子诞辰日举行了首届祭孔大典。2000年，美国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签署法令，规定每年孔子诞辰日为“加州孔子日”。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认为，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想来源，一个复兴儒学、借鉴儒学的时代已经开始。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作为元明清三代皇帝祭孔的重要场所和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在传统社会行礼乐、宣德化、昭文明而流教泽等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而今，当国学复兴的春风吹绿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时候，北京孔庙和国子监也正在逐步承担起她所应有的历史使命。
自2008年第一届海峡两岸联合祭孔活动开展以来，联合祭孔活动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2010年，北京市台办、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将第三届两岸联合祭孔活动的主办地设在北京孔庙。我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天下炎黄子孙同宗同文，北京孔庙公祭先师孔子，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尊师重道思想，促进北京城市文化文明建设，培育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道德观，凝聚海内外华人民族向心力，振奋民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产生积极的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张岱年、季羡林等先生包括诸多外国著名学者曾经预言：21世纪是亚洲环太平洋的世纪，是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崛起，并重新笑傲环球的世纪。当然，此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像西方那样，充满着侵略、扩张和奴役，而应是抱着“和而不同”的态度，抱着平等交往的态度，在继承与发掘、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兼容并包，吐故纳新，将西方先进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吸收进来，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的主导文化。
而关于儒家及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习近平主席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及精神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思考和借鉴。
去年（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他饶有兴趣地翻看研究成果，并说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这两本书。在与专家学者座谈时，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一个多月后的12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2014年2月24日，又是一次集体学习。关于传统文化，习近平主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两会期间，习近平和代表、委员们一起共商国是。他说，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他指出，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
五四青年节，习近平主席在北大与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与师生座谈时，习近平主席说，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9月9日，习近平主席到北师大看望教师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两天后，在出访途中万米高空的专机上，习近平与记者交谈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在与外国友人交往时，习近平主席也经常推介中华传统文化。在莫斯科，他说，中华书画、京剧、中医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出国访问时，他专门会见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听取他们的看法；在友协的纪念活动上，他系统阐释中国的“和”文化，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
笔者以为，孔子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上，有五个“第一”：儒家开创者第一人；开创私学、民办教育第一人；周游列国、对外思想文化传播第一人；整理和传承历史文化典籍第一人（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主编并使用历史文化教材（六经、六艺）第一人。故元武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时赞曰：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元之灭宋，统一中国，实行民族等级压迫制度，在古史中可谓之夷狄入侵华夏，以其文明不如中原发达，故被视为夷狄乱华夏，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故在孔子作《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而作为当年的“夷狄之君”，元武宗尚且知尊孔重教，并在唐玄宗之加封孔子“文宣王”、宋真宗之加封孔子“至圣文宣王”基础上，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进一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可知，即便如当年的“夷狄之君”，尚且知尊重和礼敬孔子，而作为自诩文明礼仪之邦、华夏儿女之后代子孙，在看到现代祭孔释时，动辄曰“捧臭脚”“裹羞布”“僵尸的复活”，是视自己为华夏儿女，还是夷狄子孙？即便如当年我们称之为“夷狄之君”的元代皇帝（包括有清），尚且知敬重孔子，并在京师建造孔庙，供奉并亲往祭祀。那么，讥讽、嘲笑、辱骂孔子及祭孔者，是否连“夷狄之人”都不屑与之为伍呢？诸君慎思之，慎思之！
常会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员
常会营，男，汉族，生于1980年6月，山东寿光人。200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3年至2009年，先后师从周桂钿教授和张奇伟教授，相继获得中国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9年起，就职于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员；衡水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北京坛庙文化研究会、圆明园学会、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员。2012年度，协助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录制《北京孔庙大成殿御制匾额》。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论语》学、孔子及门人弟子研究、祭孔礼乐以及孔庙和国子监历史文化。
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2010年7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资助；参与编著《<群书治要>选粹与导学》（编委委员），主要负责“执中体道篇”第七章的导学；并撰写“修身养德篇”第四章慎行之第三节（2013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学术论文《<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为学之比较》、《孔子“晚而喜易”新论》、《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与絜矩之道——儒家“三道”内涵研究》、《儒学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价值系统重建刍议》、《北京孔庙大成殿匾额楹联内涵考》、《祭孔释奠改制思想研究》、《元明清北京孔庙释菜礼研究》、《元明清北京孔庙国子监释褐礼研究》、《国子监街四牌楼历史考》、《还有哪些汉字富有价值》等若干篇发表于《中国儒学》、《齐鲁文化研究》、《京师中国哲学》、《北京文博》、《衡水学院学报》、《孔庙国子监论丛》、《人民论坛》诸中文核心期刊及省市级学术期刊；另有《明事情与合人心》、《我们需要达的精神》、《“陈蔡之困”与君子人格》、《儒学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价值系统重建刍议》等发表于《读书时报》、《中国政协报》、《中国社科学报》（核心）、《都市文化报·国学版》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