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在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日军所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是在衡阳。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固守该城40余日，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曾重创日军，创造了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援军迟迟不至、日军最后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方氏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反差甚为悬殊。
然而，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1]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为此，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入手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清理。首先，就方先觉投敌与否即问题本身提出原始证据;同时，将着重研究方先觉一案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的关系。本文认为，揭示该案与政治的若干牵扯，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才能回答清楚蒋为什么断然否决方之投敌。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
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河南战役平汉路基本打通，接下来日军迅即发起湖南战役，以期打通粤汉路。6月18日长沙失守，战局的下一个焦点集中到湘南衡阳。衡阳为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能否阻止日军打通粤汉路并阻止其进犯广西，取决于能否固守衡阳。至此，衡阳之役的战略意义骤然形成。
方先觉部于6月初进驻衡阳，所辖虽有四个师的番号，但因严重缺员，总兵力仅约1.7万人。[2]衡阳之役于6月22日展开，鉴于长沙之败，最初，重庆统帅部对于守军并无信心。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记载：午后出席各部会报，“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3]事后看，军令部的评估不免过低，方先觉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将战局支撑下来。
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
由于国民党军一再溃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4]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日，蒋又致电华莱士副总统，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5]把两电联系起来，此可见蒋的缓和之计。
史迪威指挥权既然因战局危机而提出，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缓和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战局能否缓和。所谓缓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战场上有所收获，待战局稳定之后，再来就史迪威问题具体磋商，从而求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为此，蒋明确向美方开出支票：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那么，这个“证明”具体体现在哪里?显然，由于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集中在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胜负。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不断加强对衡阳的作战指导。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援军“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6]在这里，蒋明确地把衡阳之役与对美外交联系起来。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的另一牵扯，形式上与史迪威问题具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明确地摆在蒋的面前，但又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此即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走向。一号作战于4月发动，而国共谈判则于5月举行，两个过程基本上同步展开。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国民党军在各个作战环节的胜负，事实上直接影响国共谈判的进程。
抗战开始以来，国共谈判向以双边关系为基本内容。5月底，随着汤恩伯部在河南战役的溃败，中共头一回突破旧有框架，首次向对方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6月5日，两党代表在重庆互换谈判提案，此后，双方均未就对方提案做出答复。何时做答、怎样做答，实际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结果。
显然，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衡阳之役均构成了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7月25日，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7]许下如此大愿，反映了是役对蒋的重要性。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当日，蒋一面致电史迪威表示祝贺，一面则致电方先觉，强调：“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8]当然，“决非普通之成败”真正的含义，方先觉不可能弄懂。为激励士气，7月24日与8月4日，蒋先后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9]尽管蒋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衡阳仍于8月8日陷落。得知衡阳失守的消息，美方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
如前所述，史迪威指挥权提出之初，蒋制订了一个缓和之策，并保证“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随着衡阳的陷落，美国人从蒋那里得到一个相反的“证明”，为此，史迪威问题已不可能缓和。8月10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10]所谓立即行动，也就是不再给蒋留出缓和的余地。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称“湖南的失败，导致有组织的抵抗瓦解”;并分析说，蒋介石“必须任命一全面性之统帅，自然最好以华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无!故必须找一外国人。”[11]自此，美蒋关系日趋紧张。
衡阳失守对国共关系也产生了影响。
此前，国共关系的走向并不明朗，两党于6月初互换谈判提案之后双方均未做答。随着是役的结束，双方随即互换答复。8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称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内容抽象，予以拒绝。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标题为毛泽东拟定。其中，毛还亲笔加写一句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12]显然，毛的着眼点是将衡阳失守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
社论发表当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13]敌后抗战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阳失守而更形重要，这就是说，衡阳之役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地位互为消长。五军十六师是中共原提条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经改变，该项条件亦随之改变。不过，毛泽东对问题的考虑并非仅止于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阳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尔后由林伯渠在重庆公开提出。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既然衡阳之役与政治局势直接相关，那么，作为是役主将，方先觉投敌与否也就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同样，也是一个与政治、尤其是与蒋介石的政治利益直接挂钩的问题。
衡阳战败已经对蒋构成严重的政治冲击。问题在于，战败之后如果主将降敌，肯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从而对蒋构成双重的政治冲击。这种双重冲击一旦形成，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它将造成蒋在美国与中共面前无地自容，其交涉谈判地位进一步削弱，加剧其内外交困的处境。
把问题归纳起来，方先觉投敌与否既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蒋的政治利益联系起来，那么，蒋必然置方案于全盘考虑之中，以政治的需要予以裁决。
方先觉投敌之事实
8月7日日军突入衡阳。关于衡阳城内最后发生的情况，台湾方面的相关著作这样记载：“城陷之后，方先觉军长感公(指蒋介石――引者)激励，犹复率部与敌剧烈巷战，直至力尽，自戕不及，为敌所俘。”[14]此外还有较详细的记载：8月8日晨，“方军长认为战事已濒绝望关头，乃举手枪自戕，为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于地。枪虽鸣，而弹虚出。敌兵已适时掩至。方军长及几位师长、参谋长与高级将领均被劫持，求死不得”。[15]
以上记载，重点都是强调自戕不及、为敌所俘。其实，方先觉是否自戕，并不能说明他是否投敌，将重点放在自戕，实际上是对问题的误导。判断方先觉投敌与否的标准应是方是否提出投敌条件。
据白天霖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1)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16]这个记载有两个要点，首先，三项要求提出于被俘之后而不是之前;其次，所有要求仅限于参战官兵的荣誉与利益，并不涉及任何政治条件。这两个要点如果成立，那么，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投降条件。
不过，日方史籍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记载。据载：8月7日傍晚，日军“发现守军阵地竖起白旗”，晚9点后，“守军部队就接连放下武器”，当晚，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与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17]这个记载也有两个要点：第一，守军阵地竖起白旗，这一点与当时其他渠道的消息是一致的(本文后面将涉及);第二，先竖白旗后求停火。日方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白旗之下的停火协议肯定不是一个光荣的协议。但因日方对这个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秘而不宣，方先觉投敌问题仍不能据以证实。
参与了全部过程的饶少伟提供了证言。饶说，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尔后，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8月8日，日军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绝其条件，方最终接受无条件投降。[18]
方先觉由有条件变为无条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区别，然其性质并无区别，都是投降。问题的核心在于，方提出了将其送往南京见汪精卫的要求，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变节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是，饶少伟的这个证词是否可信?数十年来，方先觉一案所以众说纷纭、真假莫辨，说到底，就是没有人找到这份投降条件的原始记录。其实，方的这份投降条件，重庆统帅部于衡阳失陷一周之后即已掌握。
8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据逃出之梁团长子超在连络站电话，围攻衡阳之敌于七日突破三个缺口窜入城内，方军长派其副官处长向敌提出六项要求与敌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而结果被敌所骗，均未接受。将副师长以下干部充工头，扫除街道。遇我飞机轰炸逃亡甚多。”[19]
梁子超的报告及徐永昌的记载，是目前所见方先觉投敌条件较为原始的记录。这个记录证实了两个问题：首先，方之条件提出于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确有“送往南京”一条。前者足以证实方提出了投降条件，后者足以证实方之政治变节。梁子超的六条与饶少伟的五条，文字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符。将二者联系对照起来，方先觉投敌变节问题可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
8月8日降敌之后，8月9日方先觉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记者问：无条件投降后，现在心境如何?方答：过去对日军兵力评价过小，而恃巩固之阵地与驻渝美空军之协力，从事抗战，但结果终为日本军队神力所挫。采访中方先觉还表达了与汪精卫见面的愿望。[20]
据饶少伟记载，9月底，日军取方先觉的“先”字与和平的“和”字，将方部改编为“先和军”，方任军长，四位师长仍任原职。[21]当时的敌伪报刊对“先和军”也有所报道，但方先觉于当年12月返渝之后坚予否认。[22]本文判断，所谓“先和军”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多种资料显示，方等最终仍处于被看管状态，不可能真正拥有带兵之权。日方所以弄出一支“先和军”，目的主要是宣传。
尽管方等仍被看管，但毕竟是降将，因此日军的看管较为宽松。当年10月，周庆详、孙鸣玉脱身而去，饶少伟、方先觉则于11月各自逃离衡阳。
以上是关于方先觉投敌事实论证。
“最后一电”质疑
在衡阳之役全过程中，还曾发生过一件极具知名度的事情，即衡阳城陷之际，方先觉等六位守军最高将领集体署名，发致重庆统帅部的最后一电。与方先觉投敌与否不同，这是一个几无争议的问题。
据载，蒋介石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率同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来电称：‘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23]
方电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中取义成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由于电文极具宣传效果，当时即为各类媒体广为报道，后来则为台湾的相关史籍予以记载，成为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绝命电之一。前有40余日的浴血奋战，后有荡气回肠的最后一电，前后呼应，始终如一，为此，衡阳之役在某些著作中成为一个相当完美的故事。
不过，笔者在翻阅各类材料过程中，发现该电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对此，似从未有人公开提出过。其实，最早对该电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当然，徐之质疑仅限于私下，并且也未深究此事。
8月7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了方先觉发自衡阳的两份电报：“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24]虞未即8月7日下午1时至3时，虞申即是日下午3时至5时。然而那份“来生再见”的最后一电徐则未收到，那么，该电出自何处?出自侍从室。
8月8日，徐永昌记载：“蔚文电话念方先觉军长等上委员长阳戌电”。林蔚字蔚文，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阳戌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接下来，通过林蔚的电话口述，徐逐字逐句记下了方先觉的这份最后一电，林蔚念完之后，“谓委员长令编入明日发表之战报”，即要求立即发表。当时，重庆军委会不定期向社会发布战讯即战报，该战讯由军令部具体负责，蒋既然决定由战讯发表方电，便需经过徐永昌。
接到林蔚电话之后，颇具军中阅历的徐永昌即对该电产生怀疑，徐当即对林蔚说：“余以方等径陈电，向皆交部，该电恐系代拟。”徐的意思是，按照军中程序，方先觉的来电一向发至主管单位军令部，再由军令部上呈侍从室。而方的这份最后一电则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由于不符程序，因而徐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疑为他人“代拟”。
徐对方电既有怀疑，而蒋又下令立即发表，为此，徐向林蔚提出另一问题。徐说：“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总之，徐不赞成发表方电。接下来，“蔚文笑谓此电非假，又谓方于衡阳通电时即亲对委员长以死守自誓，此后亦属以此意电陈。”尽管林蔚断定方电非假，方不会有不名誉之举，但仍不能消除徐之疑虑。为此，徐后退一步建议：“电纵属实，亦应防其万一，且我何必争此两三日之时间。”也就是建议缓发方电，待方之下落弄清之后再发不迟，以留余地。经过徐的反复说明，“蔚文意动，谓可稍俟再办”。然而这个暂缓发表的意见未被蒋接受，林蔚“旋电话称，委员长以为纵被俘无虑也。”[25]仍坚持立即发表。于是，8月9日军委会战讯发表了方的这份最后一电。
以上是一段有趣的对话。徐永昌大概是侍从室之外第一个获悉方电的，同样，徐大概也是第一个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现在，本文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第一，关于方电的出处。林蔚的电话通知不过是方电的第二道传递，那么侍从室又是怎样获悉方电的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等来电”(见前)。此即方电的出处。空军以电话转报侍从室，侍从室再以电话通知徐永昌，并令徐发表，也就是说，这份数十年来被反复载入各类报刊和史籍的绝命电，不过是通过两个电话口头相传而出，全部过程均无电稿。更令人费解的是，侍从室通知徐永昌时也未拿出空军的电话记录稿，仅由林蔚口述。这份从头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电话电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永远无法查证核实。
第二，关于方电的时间。根据上引材料，侍从室于8月7日下午3时收到方电，但林蔚则亲口对徐永昌称方电为“阳戌电”，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然而时间的出入并非仅止于此。方电正式发布于重庆军委会8月9日的一则战讯，而该战讯则记载：“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七日晚十时来电报称……”[26]归纳起来，“下午3时”，“戌时”，“晚10时”，方电至少有三个时间。时间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编造的痕迹，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电本来就没有一个可靠的出处。
第三，方电的上报程序。这是徐永昌提出的问题。方先觉于8月7日发自衡阳的虞未、虞申两电，均按通常程序发至军令部，唯独这份最后一电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正因为上报程序不符规范，因而徐疑为他人“代拟”。
第四，如果说方电于下午3时由空军转报，那么，为什么徐永昌能够收到差不多同一时间的虞未电，为什么还能收到较之3时更晚发出的虞申电。如果说该电发于戌时或晚10时，那么，根据梁子超、饶少伟的证词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时已打出白旗并向日军提出投降条件。一个要求“送往南京”的人，同一时刻又誓言“来生再见”，距离太大，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第五，方电是否发自衡阳。该电署有饶少伟之名，但饶却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事，也无人和我谈及，后逃至郴州始见报载”。[27]这就是说，郴州见报之前，饶对该电一无所知。作为列名师长之一，至少饶不能证明该电发自衡阳。
第六，方电有“展开巷战”一语。当时由衡阳逃出的一位空军军官，在一次专访中谈到他在衡阳的见闻，其中称衡阳最后的战况是“混战”，并特地解释道：“谈不到巷战，因城内已一片瓦砾，看不见巷了。”[28]徐永昌所记方先觉虞申电也是称混战而不是巷战。巷战一语与战况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据常规所设想的战况。
总之，方电疑点甚多，不能自圆其说。据此，该电到底出自衡阳方先觉，还是侍从室的伪造?本文暂不结论，姑且存疑，留待再考。
蒋介石的裁决及其依据
简言之，蒋对方先觉一案的裁决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为着眼点，依据权力，将一个投敌者的变节事实人为地抹去。由于破绽太多，蒋之处理表现为一个反复追加裁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
当方先觉下落不明之际，徐永昌建议缓发方电以留余地，而蒋则下令立即发表，实际上就是不留余地。孤立地看，徐的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的意见带有相当的赌博性质，既不合情又不合理。问题在于，徐的意见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恰恰不是就事论事。方电因其文字极具宣传效果，衡阳战败之际，蒋实在需要于第一时间发表该电，借以消除战败的阴影。
根据8月8日蒋的指示，8月9日重庆各大报均以位置刊载方电，随后展开了大规模宣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的社论，题为《最后一电》。内称：“‘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衡阳守军，何以克尽革命军人的天职，何以成为革命军人的典型?在方军长等电文中说得明白：‘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可见这是二十年来黄埔建军的成功。”“方军长等的‘最后一电’，正是我国抗战胜利的保证。”社论还有这样一段话：“昔普法战后，法国作家都德，写了一篇小说，题曰‘最后一课’，以激发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衡阳守军以四十多天写了这首‘最后一电’悲壮的史诗。”[29]
《扫荡报》的阐释与引申，将方电的宣传效果发挥到极致。本来，衡阳战败是对蒋的声誉的重大打击，然而通过方电的发表，方被塑造为军人典型，而这位军人典型则又出自“钧座平生作育”，这样，蒋不再因战败而汗颜，相反，却因作育了一位典型军人而增光添彩。本来，衡阳失守的战略后果十分严重，然而通过“最后一电”与“最后一课”的类比，方电遂成史诗。既然是史诗当然应该歌颂，而赞美之声一经掀起，战败的责任也就不便追究而不必交待了。本来，衡阳之役就结果而论是一败仗，但因方电的凛然正气，于是被宣扬为精神上的胜利，即“黄埔建军的成功”。
总之，经过《扫荡报》的生花之笔，衡阳之败反倒成了“胜利的保证”。这样，蒋之责任被开脱，战败的后果被淡化，国民的视线被转移。《扫荡报》与其说是在诠释方电，不如说是在诠释为什么坚持发表方电。
方电的发表与宣传收到了预期效果。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30]铨叙部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31]不过，正当方电大肆赚取人们热泪之际，事情迅速发生变化。
8月10日，也就是方电发表第二天，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陆续传来。徐永昌记载：“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二厅为军令部主管情报的单位。面对这个消息，蒋的态度如何?徐记载：“午间蔚文电(话)，对方事委员长令设法驳敌恶意伤人”。蒋迅速做出反驳的决定。对此，徐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徐说：“该军守城四十余日，事实差强，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徐的意思是反驳对于方更为不利。
那么，蒋既然决定反驳，是否收到不同消息?不然。徐记载：“蔚文谓倾已询前方，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32]这就是说，侍从室通过自己的渠道直接了解到的仍然是一个不利于方先觉的消息。
敌台的广播至少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方先觉并未战死。如前所述，当方生死不明之际蒋即下令发表其最后一电，此举具有相当的赌博性质，实际上就是赌方必定战死。现在，至少“来生再见”一语已经失效，蒋的赌博已输去一局。接下来的问题是，方到底是降敌还是被俘?
日军关于方先觉投降的广播可以认为是一面之词，衡阳工人的见闻也有道听途说之嫌，两条消息并不能完全证实方之投敌，但至少都不是好消息。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是考虑到方既然已落敌手，如果双方“交相口角”，日军不难使方做出更为出丑的举动。孤立地看，徐之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则不待消息核实即下令反驳，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实际上就是做新的一轮赌博。问题在于，与前次是否发表方之最后一电的争论相同，这一回徐的意见仍然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仍然不是就事论事。
蒋的决心没有动摇。8月12日徐记载：“午在黄山会(报)，关于敌广播方先觉等投降事，蒋先生云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仍须驳之。意至善而良苦。”这是继8月10日之后，蒋再度下令反驳。问题不在反驳的决定，而在反驳的依据。那么，蒋之依据是什么?此即“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这就是说，蒋所依据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并无具体事实。而这种依据概念而非事实的反驳又体现了什么?此即蒋的“意至善而良苦”的用心。
既然坚持反驳，也就必然坚持对方的正面宣传。徐记载：“关于方事之宣传，今午蒋先生复与文伯斟酌文字，文伯似持谨慎，蒋先生以为即发。”张治中字文白，“文伯”或为笔误。张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有关方先觉的宣传由张主管。当方先觉降敌消息传出之际，在方的宣传问题上张治中持谨慎态度，就是主张留有余地，蒋则要求“即发”，就是不留余地。
并无事实根据，却又毫不妥协地坚持反驳、坚持宣传，面对蒋的这些反常之举，一度甚为不解的徐永昌最终识破蒋之用意，徐在日记中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知其仍系不耘求获之计(何如退而结网)。”[33]
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是中国传统的行为准则之一，意思是不论结果如何，但求努力去做。换言之，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那么，“不耘求获”又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在徐永昌看来，蒋对方先觉一案的处理方式是将中国这一传统准则颠倒过来，此即事情是怎样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换言之，即使方先觉变节投敌，但概不承认，概予否认。
把问题联系起来，当初徐永昌力主缓发方电，其顾虑在于“万一方等被俘之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而蒋则底气十足地宣称“纵被俘无虑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蒋所以如此自信，并非基于对方先觉个人特殊的信任，而是基于对自己的处理方式的自信。纵被俘无虑也，表明蒋一开始就设定了这个“不耘求获之计”。
或许因为方电“来生再见”的誓言所产生的舆论导向作用，方的降敌消息在重庆高层传开之初，人们的头一个反应是本能地予以抵制。8月11日，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广播曾捏造方军长等前后向其投降，似绝不可信。或于倭寇进城后，欲夺路而出，途中受截击，力竭被俘，亦未可知……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当终为世人所称道也”。[34]这里不仅本能地抵制方之降敌传闻，并且在主观上为方之被俘设想出一个仍不失为壮烈的过程：夺路而出，力竭被俘。
然而，随着梁子超关于方先觉降敌条件的传来，人们的种种猜测被无情地击碎。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第三师团长梁子超前日因我空军轰炸衡阳得间逃出，云寇军于本月七日突破我军防御工事，攻入衡阳城，方军长见大事已去派副官长向寇军提出六项要求”。何评论道：“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35]
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其顾虑在于：“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此言不幸言中。8月15日，日军将缴获的方先觉先前致重庆的电报发表，其中有“职属最后一兵亦必战死”等语，收到消息后徐永昌无奈地写道：“敌对我可谓极尽揶榆奚落之能事”。8月17日，徐又记载：“今日敌广播，又大登方先觉发表谈话。为敌所弄与庞如出一辙，无聊之极。”[36]这样，重庆与日军果然演成“交相口角”。
如此看来，事态的发展脉络似乎是很清楚的：方电一经发表，在公众舆论面前，因为与方之间存在着“作育”与被“作育”的关系，蒋的政治名誉便与方捆在一起，一开始蒋便没有任何退路。当方之降敌消息传来，不待核实即下令反驳，既是蒋的再次赌博，也是蒋没有退路的反映。蒋为方辩护，即是蒋对该案的第一次裁决。也就是从此刻起，方之投敌问题被人为地搅混。其实，蒋之反驳并无事实依据，不过是施“不耘求获之计”而已，故此一历史争议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方先觉而是蒋介石。
方先觉的归来与蒋介石的终决
关于方先觉的归来，据说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军统湖南站特工将方由衡阳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飞抵重庆。[37]方之归来，使这个沉寂一时的事件，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和高层人士之间一个话题。对蒋而言，也就到了为该案做一个了结的时候。
从蒋和徐永昌日记看，二人均于12月12日即第一时间分别召见了方。公开发表的蒋氏日记关于与方的见面仅两句话：“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38]所谓“隔世重逢”，这是特意与“来生再见”相联系。蒋知道他的日记是要为后人研读的，因而故意写上这些假话，以期将不耘求获之计施展到底。而徐永昌与方似乎未做深谈。
第一时间的召见等于亮出了蒋的态度，从12月13日起，重庆舆论掀起新的一轮对方先觉的宣传活动。1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社论最后写有这样几句话：“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十军的将士们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39]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的长篇采访。记者说：“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方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40]不难发现，方的调子很低。
与此同时，官方也为方举办了欢迎活动。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元晋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41]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元晋为笔误。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其实就是腹诽。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在这里，全然不见“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气氛，提议者与默认者都是勉强的。
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42]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之神态与心态。方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不胜哀戚。
如同当初宣传方之最后一电一样，所谓欢迎同样是基于政治的需要，无论方先觉哀戚与否，欢迎活动继续展开。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43]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为张与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饶舌。
12月30日，重庆各界二百余人为方召开了一个大规模欢迎会。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致词称：方等“不仅为全国同胞热爱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们的敌人也表示无限的钦敬”。谀词愈多，愈是廉价。方先觉致答词称：“苦守衡阳的结果，仍然是将先人千辛万苦开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敌人占去，我们实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孙”。[44]一位被全世界钦敬的人，说出来的话仍然是不胜哀戚。至此，持续大半月的欢迎活动基本结束。
宣传上的一边倒并不能封堵人们的私下议论。一位官员当面对徐永昌说：河南战事不及20日，“失城数十，而汤恩伯现仍作总司令。”“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45]看来，谎言的重复未必成为真理。
方等返渝后，一方面濒濒亮相于各类欢迎活动，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履行一道手续，此即向主管部门报告实情。12月16日，徐永昌日记载：“方先觉来报告其经过情形”。怎样的经过情形，徐一字未记。自衡阳失陷以来，徐永昌不厌其烦跟踪记载了大量有关方的问题。然而，最后当方自己陈述问题时，徐却干干净净一字不记。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方证实了其投敌事实。但是，由于蒋的否认，尤其是已经广泛造成的对方的英雄颂扬，两难之间徐已不忍下笔了。可以断定，方果真没有那些不名誉的行为，徐一定会欣然记录，徐的回避也是“意至善而良苦”。
继方之后其他几位也履行了这道手续。徐记载：“前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来见，述被拘衡阳时情形。周称日本人甚笨，不如国人能干，仅能服从而已。”此言出自一位叛将之口，这一回徐永昌按捺不住地写下一句评语：“无行之者能干何用，周殊瞆瞢”。[46]
在举办各类欢迎活动的同时，方先觉重任军职一事被提上议程。所谓欢迎当然是对方的肯定，但此类肯定再多也仅具象征意义，方之投敌嫌疑能否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能否再任军职。在这里，方先觉将经受一次实质性检验。12月2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称：“方将军等此次脱险，是其余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贞英勇余生再生之躯，他日重绾军服，再赴沙场，必更能发扬守衡阳的精神。”[47]这是在为方重任军职造舆论。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扫荡报》社论发表的同一日，重庆统帅部几位高层人士就方是否再任军职开会磋商。徐永昌记载：“午后会报，辞修对方先觉拟再使任军长。程颂云(云)不可，谓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须处死，欧美诸邦亦决不再起用带兵。是时郑厅长即言，数日前于魏特迈耶处会议，一美武官以方先觉与敌军长官合照之像交之，默无一语。”最后，“任职之议遂寝”。[48]
陈诚字辞修，时任军政部部长。魏特迈耶即魏德迈，时已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郑厅长即军令部主管情报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以上记载表明，陈诚主张再任方为军长，程潜则强烈反对。美军方面在重庆对方大肆颂扬之际将方与日军合影照片交出，虽默无一语，但却明确无误地反映了美军对方的反感与抵触。而郑介民不早不晚恰于此时将美军的这一态度抖出，实际上就是表示反对。结果，方的“任职之议遂寝”。
方先觉重任军职之议被搁置，是基于方曾有过不名誉的行为。而方所以被提请重任军职，恰恰是为了抹去这个污点。因此，这个就事论事的决议不可能为蒋接受，寝议的决定仅仅维持了数日便被蒋否决。12月24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已任方先觉为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49]显然，蒋的这道命令是越过主管部门径直下达的。蒋并不与寝议的决定者们磋商说明，因为方的任职理由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谈的。蒋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结果，在这里，结果本身就是理由。
蒋所采取的此一否定之否定的行动，是继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下令反驳日军广播之后，必然的后续跟进行动。任职之令实际上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二次裁决。
方先觉归来之际，一号作战已经结束，史迪威问题也早已解决，所以对方大肆欢迎并再任军职，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些种种扯牵，现在，蒋必须为该案做一个圆满的了结。然而，当该案似乎进入尾声之际，一个新的麻烦不期而至，造成蒋的了却之意欲罢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衡阳之役所以对国共关系的调整产生转折作用，是因为它所引出的战略态势的演变，因此中共最初并不侧重于追究方先觉个人的投敌问题。不料方于12月11日返渝之际，恰逢国共谈判陷入新的一轮僵局，由于蒋拒绝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协议，周恩来中断谈判于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觉恰于此时归来，这就为国共政争提供了一个话题。
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50]把叛国逆贼与蒋联系起来，对方的批判落在蒋的身上，这样，方先觉一案又由重庆与日军的“口角”演变为国共“口角”。
批方而攻蒋，其结果是蒋与方进一步捆在一起，蒋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必须为方辩护到底。1945年2月，蒋下令授于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51]这是蒋故意做给中共和其他持异议者看的，也是蒋的第三次裁决。然而这枚勋章还是不能平息争议。当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全大会，5月10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在大会发言，就方先觉问题提出质询。唐纵记载：“上午大会，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谣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52]
唐纵的记载并非孤证。据徐永昌所记，大会就军事问题质询时，有人提出：“方先觉先有殉国之电，继由俘虏而逃归，政府用之……俄顷，蒋先生出而训话，谓质询者颇如代中共宣传，直如反对党代表……更罪责王昆仑，盖指询方者即王也。”[53]结果，原任候补中执委员的王昆仑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落选。
六全大会上的拍桌大骂，这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四次裁决。
10月10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为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国民政府特于是日颁布授勋令。蒋介石、毛泽东等等被授于胜利勋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勋令中，方先觉等等则被授于忠勤勋章。[54]
蒋再度为方戴上勋章，这是蒋的第五次裁决，也是终决。不过，真正的终决权并非操之于蒋介石。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先后发生过多起重大投敌案。方先觉一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对于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投敌案，蒋介石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坚予否认，不遗余力地为之开脱，而且两度为这位降将授勋。其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方个人的特殊偏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赌博。在裁决方案的过程中，蒋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与导向。在方先觉案与政治发生牵扯的状态下，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
小叶紫檀，左氏紫檀专注于紫檀制品，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