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而生的金融委
对于金融委的成立，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这一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构建一个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就要求必须在金融制度、金融体制、金融机制以及在金融模式等方面去积极创新。
“可以观察到，最近几年来围绕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但深入分析后仍不难发现某些问题，譬如泛金融化，或称之为过度金融化的问题，譬如脱实向虚的问题，譬如监管的问题等。这种‘强创新弱监管’格局的持续存在必然对金融安全与稳定构成潜在风险。”王永龙如是说。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弱监管”的格局呢？王永龙阐述道：“实际上，在金融监管领域仍存在从体制到机制、从职权到责任、从法律到自律等诸多环节的制度缺失，部分领域片面监管，部分领域无序监管，甚至部分领域缺失监管。创新虽然激发了活力，但‘弱监管’又反方向侵蚀了这种创新活力。”
综上所述，王永龙表示，如何协调监管，如何调节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均衡，成为我国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内在金融领域必须解决的难题。显然，金融委的成立意义重大，可以理解为我国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重大体制创新、重大监管创新。
即将到来的“强监管”时代
一直以来，大宗行业的金融化趋势比较突出，金融实际上成为大宗行业的重要特性。王永龙告诉期货日报记者，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及各类衍生金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虽然这对促进大宗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问题，譬如虚拟金融、高杠杆交易、柠檬市场结构、投机倾向性、类期货交易等，甚至部分领域涉嫌非法集资、非法融资等问题。
王永龙认为，上述所谓的金融新业态和新模式，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方向，也违背了审慎风险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大宗行业已成为一个高风险聚集的行业，俨然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风险源之一。
“对于大宗行业及其金融监管，虽已有‘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清整联办〔2017〕31号’文的严格制度与政策安排，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制度与政策并未得到全面的有效执行。”王永龙进一步表示。
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所规划的统筹监管体制则可以对大宗行业及其金融活动形成全覆盖。可以预见的是，大宗行业必将迎来‘强监管’时代。”
模式创新应回归本源
对于金融生态建设而言，所有金融活动及其金融创新都必须纳入监管，任何涉及大宗行业的金融或金融创新，都必须严格界定其边界、界定其风险体系、职能体系、职权体系、责任体系、自律体系。王永龙对期货日报记者说道，只有合法、合规的金融才能获得来自制度与监管层面的激励，只有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才能获得来自制度与监管层面的激励，任何超越监管的金融及其金融创新都必将受到严厉打击。
“这种激励导向会产生内生性压力并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可以促进行业‘分化—整合—融合’，有利于建设公平、健康、可持续、竞争性行业金融生态。”王永龙如是说。
在金融生态建设中，模式创新是促进大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需之策。但是，王永龙认为，从过去的实践来看，在这一领域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创新的本义，这也是导致目前大宗行业金融乱象的根源。
那么，金融委的成立能解决大宗行业因“跑偏”模式创新所导致的金融乱象么？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必然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这就给大宗行业提出了明确的预警，任何模式的创新都不能‘脱实向虚’。在接下来的‘强监管’时代，任何新业态、新模式只有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方向才能找到出路。”
“两个统筹”构建有力保障
从监管体制出发，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分析了金融委成立所带来的影响。首先，王永龙阐述道：“一直以来，虽然大宗行业及其金融创新监管构建了中央—地方的双层体制，但在涉及某些重要或关键性领域（譬如职权、事权、责任）时很难形成有效的统筹，也很难形成有效的垂直性，所以实际监管往往根据‘属地原则’而选择‘属地监管’的模式。”
其次，王永龙表示，这种模式虽赋予地方金融部门相对独立的监管职权，但由于存在区域差异性，往往又容易导致监管分割，同时由于制度、法规体系的缺失，特别是地方利益的嵌入，从而陷入所谓的“逆向选择”。所以，从监管体制上来说是不健全的。
最后，王永龙向期货日报记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赋予其“两个统筹”的重要职能，基本确认了其最高金融监管部门的地位，极大增强了中央监管的权威性，再加上其垂直体制及对地方监管部门的履职问责，这就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央—地方双层监管在“权—责”方面的分割问题。对于有效克服行业及其金融创新领域的“逆向选择”及“机会主义路径”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